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，分别为泰伯、仲雍和季历。由于“季历贤且有圣子昌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”，因此泰伯和仲雍为了顾全大义，决定让贤，将继位的机会让给更为贤能的季历，最终选择“奔吴”以示让位。正是因为这一决定，泰伯和仲雍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赞誉，孔子也特别称赞泰伯为“至德”，认为他具有最高的道德品质：“泰伯其可谓至德矣，三以天下让，民无不称焉。”
然而，我们不得不问，泰伯选择“奔吴”是否真的是出于“让天下”的高尚情怀，真的是因为他认为季历比自己更加贤能吗？其实，这段历史被史书写得十分含糊，背后隐藏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。要真正理解古公为何决定将王位传给季历，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帝乙最终将王位传给了商纣王。
在商朝武乙执政时期，古公亶父因遭到狄戎的侵袭，率领部族从豳地迁移至岐山周原，并在这里建立了城邑，开垦了土地，逐步形成了周族崛起的基础。然而，周原本应是一个肥沃的土地，按照常理应该由某个势力占据，而不应该是无主之地。那么，古公为何能够成功迁徙至岐山呢？事实上，这段历史被隐藏得很深，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这一事件的真相。
甲骨文记载，商王武丁时期，周原地区曾有一个“周国”，但是在武丁的统治下，这个周国被灭掉，之后他将周地授予了子姓周国。然而，考虑到古公亶父能够迁岐山，显然当时子姓周国已经灭亡，不然古公亶父就不可能在此落脚。因此，在古公迁岐之前，周原的“地主”究竟是谁呢？史料未直接作出解释，但我们可以通过细节推测出答案。
展开剩余72%《史记》记载提到，古公亶父至少有两位妻子，前妻所生的泰伯和仲雍，后妻太姜所生的是季历。而太姜作为女性羌人，显然通过与羌人部落的联姻，为古公的部落带来了更多的支持。而季历所娶的太任，则是商朝贵族挚任氏的女儿，这显示出古公与商朝的联姻关系。因此，在古公迁岐之前，周原的局势显然已经被多方势力所包围。古公通过与各方势力的联姻，得到了各方的支持，最终在周原站稳了脚跟，才有了周国的诞生。
《史记》中的描述指出，古公亶父要传位给季历，是因为季历“贤”。但这显然是后世从政治道德角度来解读的历史，实际上，季历的继位更与他的母亲太姜以及妻子太任的显贵背景有关。除了狄戎外，羌人是另一支强大的势力，姜子牙作为商朝的功臣，他的血脉与羌人的联系使得季历的母亲太姜的家族非常强大，对于周族而言，太姜的背景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稳固的支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季历成为了继位的最佳人选，因为他的母家背景极其强大，而他的妻子太任则来自商朝贵族，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。
古公亶父认定，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来能够使周族强盛。姬昌的出生标志着商周的联姻结晶，因此他背负着商、周、羌三方的支持。显然，季历的继位不仅仅因为他本人的贤能，更因为他背后强大的母族和妻族的支持，确保了周国的稳定与发展。
因此，泰伯和仲雍“奔吴”并非完全出于高尚的“让位”之心，实际上，这一行为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虑。为了确保周国的稳定和周围各方势力的支持，泰伯和仲雍最终选择避让，让季历继位。
季历之后，周国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姬昌。姬昌也有两位妻子，前妻去世后，他娶了太姒，育有伯邑考、姬发、周公和毛叔。由于伯邑考早逝，姬发继承了王位，而姬发的继位同样与“子凭母贵”密切相关。之后，姬发的儿子周成王，母亲是姜子牙之女邑姜，也继承了王位。可见，从季历时期开始，周国已经实行嫡长子继位制度，庶长子无法继位。
这一制度传承至商朝，最终导致了纣王继位的局面。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商朝的庚丁将王位传给了儿子武乙，之后“四世传子”，明确规定了父子继位，但史书没有详细说明继位时是否涉及“母贵”的因素。直到纣王继位时，明确指出了“子凭母贵”，纣王的母亲是正后，正因如此，纣王才能顺利继位。因此，纣王的继位并非完全是侥幸，而是在商朝的嫡长子继位制度的影响下产生的。
通过这一系列的背景分析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商周时期的传位方式和背后的政治运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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